圣⺟啊，听我哭泣，
我咒骂了你上千次。
我感到怒⽕在灵魂中咆哮；圣⺟啊，控制不了。
——埃⾥克·克莱普顿，歌曲《圣⺟》（Holy Mother）
要是你⼀年前跟我说……我最终会在忏悔室⾥低声诉说我的罪孽或者跪着诵经，我⼀定会笑⾃⼰傻。更有可能的消遣？钢管舞、国际间谍、贩毒、暗杀。
——玛丽·卡尔（Mary Karr），回忆录《点亮》（Lit）
埃⾥克·克莱普顿经常闹⾃杀，其中有很多次让他没⾃杀成的，不是对财富、名⽓和⾳乐的留恋，⽽是⼀个念头：如果⾃杀了，他就再也不能喝酒了。酒是他永远的最爱，他还爱可卡因、海洛因等任何可以弄到⼿的毒品。他近40岁时⾸次在⿊泽尔登（Hazelden）诊所戒瘾，其间发作过⼀次癫痫，因为他没有提醒医护⼈员他⼀直在服⽤安定——他认为这是“⼥⼈⽤的药物”，不值⼀提。
那次戒瘾之后，克莱普顿保持了⼏年不碰酒。然后，⼀个夏夜，在英格兰他家的附近，他开⻋经过⼀个拥挤的酒吧时有了⼀个想法。“我的选择性记忆告诉我，夏夜站在酒吧吧台前，喝上⼀⼤杯啤酒加柠檬，就是置⾝于天堂啊。我选择不记得我拿着⼀瓶伏特加、⼀克可卡因和⼀⽀短枪考虑⾃杀的那个夜晚。”
他要了啤酒，很快就找回狂饮和⾃杀的感觉。在⼀个情绪特别低落的夜⾥，他开始创作《圣⺟》——⼀⾸向神求助的歌曲。他毁了他的事业、他的婚姻，可他就是不能不喝酒，即使在⼀次醉酒驾⻋事故中严重受伤后。⼉⼦的出⽣激发他再次去了⿊泽尔登。但是，在这次戒瘾疗程即将结束之际，他仍然觉得没有能⼒抵制酒。
“我总想着喝酒，”他在⾃传《克莱普顿》（Clapton）中写道，“我彻底地恐惧，完全地绝望。”⼀个晚上，他独⾃⼀⼈待在戒瘾所的房间，恐慌发作，于是跪到地上、祈求帮助。
“我不知道我认为⾃⼰在和谁说话，我只知道我⼭穷⽔尽了，”他回忆道，“我⽆计可施了。然后，我记起了我听说过的投降故事，我以为我绝不会投降，我的骄傲不允许我投降，但是我知道我不能仅靠⾃
⼰就做到，所以我跪下来祈求帮助，我投降了。”他说，从那⼀刻开始，他从未认真考虑再喝⼀次酒，即使在必须确认⼉⼦⼫体的那恐怖的⼀天——他的⼉⼦康纳在纽约从53层楼⾼的地⽅掉下来摔死了。
那个晚上在⿊泽尔登，克莱普顿的⾃制⼒突然⼤⼤增强。但是，他是如何获得⾃制⼒的？这⼀点很难解释，⽐他是如何丧失⾃制⼒的更难解释。他的酗酒问题可以⽤准确的⽣理学术语加以描述。与⼤众的刻板印象相反，酒精并不加强你做蠢事坏事的冲动；相反，它只是撤去对冲动的克制。它降低⾃制⼒，靠的是两条途径：降低⾎糖⽔平，降低⾃我意识。因此，它主要影响那种引发内⼼冲突的⾏为，也就是，你的这部分⾃我想做、那部分⾃我不想做的⾏为，像与错误的
⼈发⽣性关系、⼤⼿⼤脚花钱、打架，或者⼀杯⼜⼀杯地喝酒。漫画
家通常这样描绘内⼼冲突：好天使站在这边肩膀上，坏天使站在那边肩膀上，互相吵个不停。但是，你喝了⼏杯酒后，它们就不吵了。好天使歇班了。你需要尽早⼲预，在狂饮开始前就阻⽌狂饮。这件事在
⿊泽尔登那样的地⽅是没问题的，有⼯作⼈员替你做。但是，是什么让你突然有了⼒量独⽴做这件事？为什么克莱普顿决定“投降”后就有了更强的⾃制⼒？
“⽆神论者很有可能说，不过是态度变了，”他说，“在某种程度上，那是真的，但是真相远远不⽌于此。”⾃那以后，他每天早晚都祈求帮助，⽽且是跪着，因为他觉得他需要放低⾃⼰。为什么跪下祷告？“因为有⽤，就那么简单。”克莱普顿说。他的这个发现，新享乐主义者已经提了⼏千年。效果有时⽴竿⻅影，就像克莱普顿或者圣奥古斯丁⼀样，他们说听到上帝直接命令他们戒酒，“所有犹疑⽴⻢都消失了”。
然⽽像玛丽·卡尔那样超级愤世嫉俗的⽆神论者可没那么容易接受上帝的命令。卡尔是《说谎者俱乐部》（The Liars’Club）的作者，这本畅销书是她的回忆录，讲述了她在东德克萨斯⼀个炼油⼩镇的成⻓经历。根据回忆录的说法，她结过7次婚的⺟亲是个酒⿁，有次喝醉了之后，烧了她的玩具，想把她刺死。卡尔⻓⼤后，成了⼀位成功的诗
⼈，也有了酗酒问题。在⼀次狂饮导致她把汽⻋开到了⾼速公路对⾯后，她下决⼼戒酒，⽼实听从AA（Alcoholics Anonymous，戒酒互助协会）的建议去寻找超能量。她在地板上铺了块垫⼦，⽣平第⼀次作祷告——⾄少是卡尔版的祷告。她能想出的最佳祷告语是：“超能量，你他妈的去哪⼉了？”她仍然不相信神，但是她确实为了戒酒决定每天晚上作祷告。正如她在回忆录《点亮》中写的那样，⼀周后，她丰富了每晚的祷告，列出她⼼怀感激的其他东⻄，然后提及她想要的⼀些东⻄，像钱。
“我的祷告要整整5分钟才做完，”她回忆说，“这么说好像不可思议，但是我还要说，有⽣以来我第⼀次⼤约⼀周都完全不想喝酒。”她继续怀疑超能量，⽽且，听到其所在AA的另外⼀个成员催促她“投降”时她抗议说：“但是，如果我不相信上帝呢？这就像，让我坐在⼀个塑料模特⾯前，对⾃⼰说‘爱上他’。你⽆法⽤意志⼒控制你的感受。”宗教是那么⾮理性，然⽽有⼀次，她去参加纽约⽂学界在摩根图书馆举办的鸡尾酒会，当发现⾃⼰极其渴望喝上⼀杯时，她就逃到⼥厕所，⾛进⼀个⼩隔间，⾮理性地跪下来祈祷：“请让我远离酒精。我知道我⼀直没有真的求过您，但是我真的需要远离酒精。求您，求您，求您。”就像对克莱普顿⼀样，祷告对她有⽤：“⼀直在我脑袋⾥唠叨不停的那个声⾳突然消失了，就像有个魔法师念了⼀通咒语把它变没了⼀样。”
⽆神论者可能很难理解那个魔法，我们也对其存有疑惑。（我俩都是不称职的基督徒，很少花时间对任何超能量作祈祷，⽆论是在家
⾥还是在教堂）。但是，分析数据之后我们就不难相信，12步康复法和宗教礼拜中有某种⼒量在起作⽤。尽管很多科学家怀疑灵修，⽽且
⼼理学家出于某些原因⼀直特别怀疑宗教，但是⾃我控制研究者不得不为它们的实际效果⽽折服。社会科学家即使⽆法接受超⾃然信念，也意识到宗教对⼈类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数千年来宗教对促进⾃我控制都⾮常有效。AA要是没有做什么好事，就不会吸引到⼏百万像埃⾥克·克莱普顿和玛丽·卡尔那样的⼈。相信超能量，你的⾃制
⼒就真的会更强吗？还是因为别的某个东⻄——某个连⾮信徒也能相信的东⻄？
AA的秘密
除了有组织的宗教以外，AA很有可能是史上最⼤的⾃我控制促进项⽬。AA吸引的问题饮酒者，超过了所有专业临床项⽬加起来吸引的
⼈，⽽且很多专业治疗师定期把来访者送到AA。然⽽，社会科学家仍然不确定AA到底做了什么。没有系统的记录，就很难研究分散型组织：AA各分会⾃主运营，⽽且协会成员（理所当然）保持匿名。各地
⽅分会都遵守同样的通⽤12步康复法，但是12步康复法并没有经过系统的设计——最初之所以选为12个步骤，是为了匹配基督门徒的数
⽬。研究者想⾄少每次检验⼀步，看看到底是哪⼀步有效果（如果有的话）。
AA成员喜欢把酗酒⽐做糖尿病、⾼⾎压、抑郁症或者⽼年痴呆症之类的疾病，但是这样类⽐是有问题的。诚然，酗酒有⽣理原因——有些⼈天⽣就容易染上酒瘾，但是去AA完全不同于去医院。糖尿病患者和⾼⾎压患者治病，不是围成⼀圈坐着⿎励彼此。正如各种怀疑者观察到的那样，临床医⽣并不认为，⼀群抑郁者聚在⼀起有助于缓解各⾃的抑郁。⼈们⽣病，⼤多不是因为⾃愿搞坏⾝体，也没⼈能突然下决⼼绝对不得⼼脏病或⽼年痴呆症。酗酒更复杂，正因为复杂，AA研究所得的结果才相互⽭盾，让研究者困惑不已。有些⼈说，因为缺乏⼀致的证据，AA的效果是存在疑问的；另外⼀些⼈说，研究者就是想不出办法把所有相互混淆的变量的效果分离开来。
AA的守卫者指出，经常参加AA集会的酗酒者往往⽐不经常参加 AA集会的酗酒者喝酒少，但是批评者指出，两者谁是因谁是果并不清楚。经常参加集会让⼈更有可能戒酒，还是戒酒让⼈更有可能经常参加集会？也许那些酒瘾复发的⼈不好意思继续在AA现⾝，或者，也许仅仅是他们刚开始时就动机更弱、⼼理问题更多。
尽管有着这些不确定，但是研究者仍然找到了⼀些表明AA有⽤的证据。研究者若是想知道两件相互关联的事情是哪件引起了哪件，有时就试着跟踪两件事情⼀段时间，看看哪件事情先出现——假定因果链是在时间轴上展开的，因在前果在后。跟踪调查了2 000多个有酗酒问题的男⼦两年后，斯坦福⼤学的约翰·⻨凯勒（John McKellar）领导的研究团队得出结论说：参加AA集会导致⽇后酗酒问题减少（不是相反的情况——他们没有发现表明有酗酒问题导致⽇后更有可能参加AA集会的证据）。此外，男⼦最初的动机⽔平和⼼理问题的严重性被考虑进去后，AA的效果依然存在。其他研究者⽤类似⽅法得出结论说，参加AA⾄少⽐什么都不做更有效。AA成员的戒酒失败率是⾼的——对他们来说，周期性复发是正常的，但是他们往往会重新戒酒。实际上，参加AA⾄少与接受专业酗酒治疗⼀样有效。
20世纪90年代的⼀个⼤规模研究项⽬MATCH检验了⼀个理论：所有疗法都有⽤，但并⾮对每个⼈都同样有⽤。⼤概，有些⼈参加AA更好，有些⼈接受专业治疗更好。研究者让⼀些酗酒者参加AA，让另外
⼀些酗酒者接受专家实施的认知⾏为治疗或者动机增强治疗。研究者给⼀些酗酒者随便指定了⼀个疗法，给另外⼀些酗酒者匹配了⼀个应该对其有最佳效果的疗法。花了⼏年时间和⼏百万美元后，研究者最后发现：所有疗法⼤致同样有效；匹配最佳疗法的做法并没起到额外的效果。（实际上，研究者甚⾄不清楚是否任何⼀种疗法都好于什么也不做，因为MATCH项⽬没有设置什么治疗也没做的对照组，没办法知道是否⼈们只靠⾃⼰也⼀样好。）
然⽽，总⽽⾔之，与昂贵很多的专业治疗相⽐，AA⾄少⼀样好，如果不是更好的话。即使研究者没有弄清AA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也可以指出AA在哪些⽅⾯起作⽤——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我们知道
⾃我控制的第⼀步是设置标准或⽬标，⽽且，我们可以看到AA帮助⼈们设置清晰的、可实现的⽬标： 今天不喝酒。AA的⼝号是“ ⼀次
（戒）⼀天”。⾃我控制依赖监控，在监控这⽅⾯AA也起作⽤。成员
⼀连⼏天不碰酒，就会获得AA发放的奖章；他们每次站起来发⾔，往往先说⾃⼰多少天没碰酒了。成员还选择保证⼈，定期甚⾄每天与保证⼈联系——这也⾮常有助于监控。
还有其他⼀些解释参加AA集会与少喝酒相关的理论，其中不太振奋⼈⼼的⼀个理论是“仓储”说。“仓储”最初是⼀些怀疑⾼中教育功能的社会学家在解释⾼中的所作所为时使⽤的⼀个术语。他们把学校看成⼀种仓储，⽩天储藏孩⼦，让孩⼦远离⿇烦，所以其好处与其说来
⾃教室⾥发⽣什么，不如说来⾃教室外不发⽣什么。出于类似的逻辑，晚上参加AA集会，就没有时间喝酒。我们认为，仓储说不可能解释AA的所有甚⾄⼤部分好处，但是它⽆疑是AA起作⽤的⼀条途径。
另外⼀个⽐较令⼈振奋的解释是，集会提供社会⽀持。像其他⼈
⼀样，酒精上瘾者和毒品上瘾者都能为了被社会接纳⽽展现出惊⼈的
⾃制⼒。实际上，他们最初之所以染上酒瘾或毒瘾，往往就是因为渴望同伴的认可。第⼀次抽烟或喝酒，⼤多数⼈并不愉快。第⼀次给⾃
⼰注射海洛因，真的需要⾃制⼒。⻘少年不顾⼀切——⾃⼰的恐惧、
⽗⺟的警告、⾝体的痛苦、坐牢或死亡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坚信，为了被社会接纳，他们不仅需要冒险，⽽且需要⽤⼀种看似满不在乎的超酷⽅式冒险。他们运⽤⾃制⼒克服抑制反应，运⽤更多⾃制⼒隐藏负⾯感受。年轻的埃⾥克·克莱普顿跟朋友去英格兰乡下参加爵⼠⾳乐节，在⼀个酒吧喝了很多酒，开始在桌⼦上跳舞——那是他最后的记忆，他第⼆天早上醒来并不知道⾃⼰⾝在何处。
“我没有钱，把屎尿拉到⾃⼰⾝上了，全⾝都是呕吐物，不知道⾃
⼰在哪⼉，”他回忆说，“但是，真正疯狂的是，我迫不及待地把⼀切事情⼜做了⼀次。我认为，整个饮酒⽂化有某种超脱世俗的东⻄，喝醉能让我加⼊⼀个陌⽣的、神秘的俱乐部。”
这是同伴压⼒的消极⾯。积极⾯来⾃渴望同伴（像帮助克莱普顿和卡尔戒酒的AA成员）的容纳和⽀持。从根本上说，AA集会中的⼈
也许⽐12步康复法或者超能量信仰重要得多。甚⾄，他们也许就是超能量。
有⼀项最新最具雄⼼的酗酒研究，研究者是⻢⾥兰⼤学的卡洛·迪克莱门特（Carlo DiClemente）带领的研究团队，被试者是巴尔的摩地区⼀群正在接受酗酒治疗的⼈。其中很多⼈曾被法院勒令接受专业治疗，否则就进监狱，所以他们不是理想样本，不能很好地代表想戒酒的⼈。他们也许只为了不进监狱⽽敷衍着接受专业治疗。研究者考量了多种多样的⼼理变量，然后紧密跟踪了被试者⼏个⽉，以验证⼀系列假设。最后，很多假设都没有得到证明。但是，研究者确实分离出
⼀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来预测被试者能否⼀直不碰酒、酒瘾偶犯会有多
严重——是狂饮还是喝⼀两杯就管住⾃⼰不再喝。研究者问被试者是否联系了他⼈帮助他们避免喝酒，发现⽐较擅⻓争取他⼈帮助的被试者最后戒酒效果最好。
社会⽀持是⼀种特殊的⼒量，它可以从两个途径起作⽤。⼤量研究表明，孤单地活在世上是有压⼒的。与社交⽹络丰富的⼈相⽐，独居者和孤独者⼏乎在每种⼼理疾病和⽣理疾病上的发病率都更⾼。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有⼼理问题或⽣理问题的⼈所交朋友更少，确实，有些原本打算与他们交朋友的⼈也可能因为他们表现出的适应不良⽽吓跑。但是，仅仅是独居或者孤独也会导致问题。缺少朋友，就⽐较容易酗酒、吸毒。
然⽽，并⾮所有社会⽀持都是⼀样的。有朋友，也许对你的⾝⼼健康极好。但是，如果你的朋友都⼜酗酒⼜吸毒，那么他们也许帮不了你克制⾃⼰的冲动。例如，19世纪的美国有个社交习俗叫“烧烤定律”（barbecue law），具体含义是所有参加烧烤聚会的男⼦都要不醉不归。拒绝喝酒，就是对主⼈以及其他参加聚会之⼈的严重侮辱。较近⼀些，很多研究发现，有朋友的⿎励，⼈们喝得更多。与酗酒问题
或吸毒问题作⽃争的⼈，需要他⼈帮助⾃⼰不喝酒或不吸毒。正是因为这⼀点，AA那样的团体是极其有益的。酗酒者⼤半辈⼦⽣活在饮酒者中间，想象不到另外⼀种同伴压⼒会带来什么好处。克莱普顿直到
⾝陷⿊泽尔登才开始求助于其他想戒酒的⼈。卡尔第⼀次尝试戒酒时，去教会参加过⼀些AA集会，但是刚开始看到那些杂乱的⼈群、听到那些诚挚的故事时，她犹豫了。
她⼀直远远地观望着，直到有次喝得特别⾼。之后，她听从了AA的建议，选了AA的⼀个成员——波⼠顿的⼀个资深学者——做她的保证⼈，也就是她的私⼈顾问。保证⼈每天都跟她谈超能量，虽然她没有耐⼼听，但是谈话仍然起到了效果：“我每周⼏个晚上去教堂地下室参加集会，在她的帮助下，我两个⽉没喝酒：我付出了很⼤努⼒才取得这个成果，可是这个成果没有给教堂地下室外⾯的任何⼈留下印象。”找保证⼈喝咖啡庆祝两个⽉不碰酒的胜利时，卡尔抱怨了AA中的失败者和懒惰者以及他们的“精神垃圾”（spiritual crap）。然后，保证⼈建议她换种⽅式看待超能量以及教堂地下室的团体。卡尔是这么回忆的：
“她说，这⼉有⼀群⼈。他们⼈数⽐你多，收⼊⽐你多，体重⽐你
⾼，因此——经过简单的计算——他们是⼀股⽐你强⼤的⼒量。他们当然⽐你更了解戒酒……如果你有问题，那么让团体来解决吧。”
团体的部分⼒量来⾃于AA成员们对彼此遭遇的聆听。在新⼈看来，AA集会好像不得要领，因为⼤部分发⾔者只是轮流讲述⾃⼰的故事⽽不是回应彼此、提供建议。但是，讲故事的举动强迫你组织你的想法、监控你的⾏为、讨论你的⽬标。你的⽬标⼀旦⼤声说出来了，可能就显得更真实，特别是在你知道听众会监控你的时候。最近⼀项以认知疗法接受者为被试者的研究发现，在他⼈（特别是爱侣）⾯前表明决⼼，会更有可能坚守决⼼。不过显⽽易⻅的是，对治疗师保证
你会少喝酒，不如对配偶保证更有效，毕竟，你的配偶是那个闻你⼝
⽓的⼈。
为了弄清同伴压⼒到底有多⼤，或者说为了弄清团体⼒量到底有多强，经济学家研究了⼀群从某⾮营利性组织获得了贷款的智利⼈，包括街头⼩贩、⼥裁缝师等低收⼊“⼩业主”。这些⼈（⼤多是⼥⼈）每⼀两周聚⼀次，接受培训，互相监督还款情况。经济学家费利佩·卡斯特（Felipe Kast）、斯蒂芬·迈耶（Stephan Meier）和迪娜·波梅兰兹
（Dina Pomeranz）把这些⼈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储蓄项⽬中。⼀些⼈只得到了⼀个免费储蓄账户；另外⼀些⼈除了账户外，还得到⼀个机会
——定期集会，宣布储蓄⽬标，讨论储蓄进展。有同伴监督的⼈，存下的钱⼏乎是其他⼈的两倍。这⼀结果似乎证实了团体的⼒量，但是这个⼒量来⾃哪⾥呢？“虚拟同伴团体”可以起到这些效果吗？在⼀个后续实验中，智利⼥⼦没有集会⼤声讨论储蓄进展，⽽是定期收到报告她们⾃⼰以及团体⾥其他⼈每周进展的短信。令⼈惊讶的是，这些短信好像与集会⼀样有效，显然是因为短信⽤虚拟形式提供了同样的关键好处：定期监控，以及拿⾃⼰与同伴作⽐较的机会。
很⻓⼀段时间以来，吸烟⼀直被视为由吸烟者的⼤脑和⾝体的强烈冲动引起的⽣理强迫症。所以，2008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了⼀篇表明戒烟似乎会在熟⼈之间传染的研究后，引起了极⼤的轰动。研究者尼古拉斯·克⾥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发现：如果夫妻中的⼀⽅戒烟了，那么另外⼀⽅戒烟的可能性会显著提⾼；如果⼀个⼈的兄弟姐妹或朋友戒烟了，那么这个⼈戒烟的可能性也会提⾼；连同事也有很⼤影响，只要是在很⼩的公司⼀起⼯作。
吸烟研究者⼀直对少有⼈吸烟的⼈际圈⼦特别感兴趣，他们猜测那少数⼏个吸烟者的烟瘾⼀定很⼤。确实，有个流⾏理论认为，每个可以轻松戒掉⾹烟的⼈差不多已经戒烟了，剩下的就是⼀些烟瘾很
⼤、⽆论怎样也戒不掉的⼈。但是，各种证据⼀次⼜⼀次推翻了这个理论。尽管有些⼈⾃诩能够坚持“出淤泥⽽不染”，但是⽣活在⾮吸烟者中间的吸烟者与⽣活在吸烟者中间的吸烟者相⽐，前者戒烟成功率更⾼，这再次证实了社会影响和社会⽀持对戒烟的效果。肥胖研究也发现了社会影响对减肥的效果，我们稍后会讨论到。
如果你在定期参加宗教集会，祈祷神明让你活得更久，那么你很有可能如愿以偿。甚⾄，你到底向哪个神明祈祷似乎并不重要。根据
⼼理学家迈克尔·⻨卡洛（Michael McCullough，他本⼈并⾮虔诚宗教徒）的说法，任何⼀种宗教活动都会延⻓你的寿命。他作了⼀个元分析，这个元分析涉及了⾄少三四⼗项研究，这些研究询问了⼈们的宗教虔诚度并跟踪调查了⼈们⼀段时间。结果发现，不信教的⼈死得更早，⽽且，同年出⽣的⼈，与不信教的⼈相⽐，积极参加宗教活动的
⼈仍然活着的可能性要⾼25%。这个差异⾮常⼤，特别是在⽤⽣死来衡量的时候，⽽且这个结果（发表于2000年）后来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证实。有些⻓寿者⽆疑喜欢认为，神明直接回应了他们的祈祷。但是，社会科学家并不欢迎神明⼲预说，因为这种说法很难在实验室加以检验。他们找到了更世俗的原因。
与不信教的⼈相⽐，信教的⼈较不可能形成醉酒、抽烟、乱性、吸毒之类不健康的习惯。他们更有可能系安全带、看⽛医、服⽤维⽣素。他们有更好的社会⽀持系统，⽽他们的信仰有助于他们在⼼理上应对不幸。他们有更强的⾃制⼒，正如⻨卡洛及其在迈阿密⼤学的同事布莱恩·威洛⽐（Brian Willoughby）最近分析了80多年间⼏百个有关宗教和⾃我控制的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样。他们的分析于2009年发表在 ⼼ 理 学 领 域 最 权 威 、 最 严 格 的 杂 志 之 ⼀ 《 ⼼ 理 学 公 报 》
（Psychological Bulletin）上。宗教的某些好处并不让⼈惊讶，⽐如，
促进家庭稳定、社会和谐，之所以有这些好处部分原因就在于，某些价值观⼀旦被⼈与神（不管是哪个神）的意志联系起来就显得更加重要。宗教还有⼀些较不明显的好处，⽐如，有⼈发现宗教有助于减轻
⼈们在不同⽬标或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内⼼冲突。正如我们前⾯指出的
那样，相互冲突的⽬标妨碍⾃我调节，所以，宗教好像给信徒提供了更清晰的优先次序，减轻了这样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宗教还有利于增强⾃我控制的两个要素：意志⼒和
⾏为监控。早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者就报告说，在主⽇学校花时间更多的学⽣，在实验室⾃律测验中得分更⾼。不管是根据⽗⺟的评分还是根据⽼师的评分，虔诚信教的孩⼦冲动性相对较低。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哪个研究者专门考察过经常作祷告或进⾏其他宗教活动对⾃我控制的影响，但是这些仪式应该像其他曾被研究过的练习（强迫⾃⼰坐直、强迫⾃⼰⽤语准确等）⼀样能够增强意志⼒。
另外⼀个宗教活动——冥想，往往涉及有意识地努⼒调节注意
⼒。刚刚练习坐禅的⼈，为了静下⼼来，往往会数⾃⼰的呼吸⼀直数到⼗，然后重新从⼀数到⼗，⼀遍⼜⼀遍循环往复。思想会⾮常⾃然地⾛神，所以让思想集中起来关注⾃⼰的呼吸，有助于约束思想。念经（不管念诵哪个宗教的经⽂）也是⼀样的。神经科学家观察处于祷告或沉思之中的⼈，看到对⾃我调节和注意⼒控制都重要的两个脑区活动强烈。⼼理学家阈下呈现（⻜快闪现，让被试者只在潜意识层⾯知道⾃⼰看⻅了什么）宗教单词，有了⼀个发现：如果呈现的是God
（上帝）、Bible（圣经）之类的单词，那么被试者识别drugs（毒
品）、premarital sex（婚前性⾏为）之类与诱惑有关的单词或词组的速度就会变慢。“看起来就像⼈们把宗教与压制这些诱惑联系了起来。”⻨卡洛说。他暗⽰祷告和冥想是“⼀种增强⾃制⼒的厌氧运动”。
宗教信徒定期强迫⾃⼰中断⼿头事务作祷告，培养了⾃制⼒。有些宗教，像伊斯兰教，要求教徒每天在固定时间作祷告。很多宗教规定了斋戒期，像犹太教的赎罪⽇、伊斯兰教的斋⽉和基督教的⼤斋节。宗教规定了特别的饮⾷模式，像清真⾷物或者素⾷。有些礼拜和冥想要求信徒很⻓时间保持⼀个特别姿势（像跪着、盘坐），这个特别姿势⼀般是不舒服的，要保持下去只有依靠⾃制⼒。
宗教还有利于增强⾃我控制的另外⼀个要素——⾏为监控。⼀般
⽽⾔，信教的⼈觉得上帝或者其他神明在看着⾃⼰，注意着⾃⼰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甚⾄知道⾃⼰⾏为背后最隐秘的原因。要是⾃⼰因为错误的原因做了貌似正确的事情，那是轻易糊弄不了上帝或者其他神明的。⻢克·鲍德温（Mark Baldwin）及其同事作了⼀项引⼈注⽬的研究：让本科⼥⽣在电脑屏幕上阅读⼀段明显有性意味的话，然后让其中⼀些⼥⽣下意识地看教皇的照⽚，最后让所有⼥⽣对⾃⼰评分。结果，天主教⼥⽣（这些⼥⽣接受教皇的宗教权威，看到教皇就会想起上帝的戒律）对⾃⼰的评价⽐较负⾯，这⼤概是因为她们的潜意识记下了教皇的形象，进⽽为看了⾊情读物（还有可能乐在其中）
⽽惭愧。
不管是否相信某个⽆所不知的神明，信教的⼈往往⼗分清楚⾃⼰被很多双眼睛盯着——这些眼睛属于所在宗教团体的其他成员。定期去礼拜堂，他们就感受到⼀种压⼒：必须根据团体规范控制⾃⼰的⾏为。即使在教堂外边，信教的⼈也经常与其他信教的⼈待在⼀起，进
⽽觉得⾃⼰要是有不良⾏为就会被⼈注意、反感。宗教增强监控的另外⼀条途径是仪式，这⾥的仪式是专指那些要求⼈们反思⾃⼰的道德过错以及其他过错的仪式，例如，天主教的告解圣事、犹太教的赎罪
⽇。
当然，连刚开始的⼊教也需要⼀些⾃制⼒，因为⼊教就必须做礼拜、记祷词、守规矩。研究者之所以发现信教的⼈⾃制⼒较⾼，⼀个原因就是样本有偏。信教的⼈，刚开始的⾃制⼒就⾼于⼀般⼈。但是，即使考虑了那个因素，研究者仍然看到有证据表明宗教会提⾼⾃制⼒，⽽且很多⼈本能地得到同⼀结论——正是因为这⼀点，他们想增强⾃制⼒时就会⼊教。其他⼈在遇到⿇烦时会重拾⼉时学到的信仰，但是过后就会放弃。他们重新信教，也许部分是因为他们隐约觉得：要是他们过去的⽣活⽅式更恰当的话，他们也许就不会碰到现在
的问题（酗酒、吸毒或债务）。但是，除了最初的后悔之外，他们最后可能认识到了：宗教的约束会帮助他们回到正轨。
⼀直是⽆神论者的玛丽·卡尔，最后彻底投降，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甚⾄熬过了圣伊格内修斯（St. Ignatius）灵修——⼀系列⾼级的、严格的、耗时的祷告和冥想。显然，她⾛的路并不适合每个⼈。即使你愿意仅仅为了提⾼⾃制⼒⽽皈依天主教或者其他宗教，你也很有可能因为并不真⼼地信教⽽享受不到宗教的⼤部分好处。⼼理学家发现，因为外因——像想给别⼈留下好印象，或者想结交⼈脉——参加礼拜的⼈，并没有真正的信徒那么⾼的⾃制⼒。⻨卡洛下结论说：信徒的⾃制⼒不仅来⾃担⼼神明谴责，⽽且来⾃恪守宗教价值观，这套价值观让他们的个⼈⽬标有了神圣的光环。
他建议⽆神论者寻找⾃⼰的⼀套神圣价值观。它可能是⽴志帮助他⼈，就像亨利·莫顿·斯坦利把终结奴⾪贸易当做⾃⼰在⾮洲的“神圣使命”⼀样。它也可能是促进他⼈健康，或者传播仁道，或者为下⼀代保护环境。在传统宗教衰落了的富裕国家，环保主义特别强⼤，这很有可能并⾮偶然。献⾝上帝似乎让位于尊重⾃然的美丽和卓越。环保分⼦的“少消费少浪费”理念，正在像宗教训诫或维多利亚启蒙书⼀样教孩⼦如何⾃制。世俗的绿⾊似乎正在本能地⽤⼀类⾃律替换另外⼀类⾃律，⽤⼀种规则替换另外⼀种规则：有机替代（犹太）洁净，可持续性替代救赎。
绝⾮偶然的是，有些⼈把《圣经》抛在⼀边，最后买了很多宣扬新的⽣活规则的书。他们收起了“ ⼗诫”， 以“ 七个习惯” 或“ ⼗⼆步”（Twelve Steps）或者“⼋圣道”（Eightfold Path）取⽽代之。他们即使不相信摩⻄的上帝，也喜欢⼗诫的思想。这类规则和教条也许打动不了你——甚⾄让你紧张——但是不要以为它们只是⽆⽤的迷信⽽拒绝它们。你还可以⽤另外⼀种⽅式看待这些规则，这种⽅式带有⾜够
多的统计图表、数学博弈理论和经济学术语，能够取悦最世俗的科学家。
当埃⾥克·克莱普顿在那个夏夜酒瘾复发，开⻋经过⼀个酒吧情不
⾃禁地下⻋进去喝酒时， 他被名为“ 双曲线贴现” （ hyperbolic discounting）的东⻄毁了。解释这个概念，最准确的⽅式是⽤图表和双曲线，不过我们想⽤⼀个⽣动的⽐喻（混着⼀则古⽼的寓⾔）。
这么想吧，那个周六晚上的埃⾥克·克莱普顿是⼀个忏悔的罪⼈，正在通往救赎的路上，就像17世纪的寓⾔《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中的主⾓。假设他也在⾛向⼀座圣城。⾛在空旷的乡间，他可以看⻅远⽅圣城的⾦⾊尖顶；盯着那个⽬标，他⼀直向前⾛着。这个晚上，他看向前⽅，注意到⼀个酒吧。酒吧的位置很讨巧，就在⻢路拐弯处，直⾯旅客。从这个距离看来，酒吧像座⼩楼，背景⾥的⾦
⾊尖顶依然较⼤。但是，随着朝圣者埃⾥克⾛近酒吧，酒吧显得越来
越⼤；当他到达酒吧，酒吧已完全挡住了他的视野。他不再能看到远
⽅的⾦⾊尖顶。突然，圣城显得远远不如这座⼩楼重要。就这样，随着朝圣者踏上酒吧的地板，他的步伐终⽌了。
那就是双曲线贴现的结果：当诱惑还很遥远，我们可以忽略诱惑；但是，当诱惑就在眼前，我们就会头脑发昏，忘掉⻓远⽬标。还记得前⾯多次提过的那个让被试者在即时⼩奖励和未来⼤奖励之间选择的⽅法吗？著名精神病学家兼⾏为经济学家乔治·安斯利（George Ainslie）和退伍军⼈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把这个⽅法加以改造⽤于实验，弄清了双曲线贴现的机制。例如，如果你赢了彩票，可以选择6年后获得100美元或者9年后获得200美元，你会怎么选择？⼤部分⼈会选择200美元。但是，如果选项变成今天获得100美元或者3年后获得200美元，你会怎么选择？如果是理性折现，那么⼈们会再次应⽤同样的逻辑得到同样的结论，即为多得100美元多等3年
是值得的。但是，实际上，⼤部分⼈这次选择了今天获得100美元。⽴即兑现这⼀诱惑强烈扭曲了我们的判断，所以我们⾮理性地贬低未来奖励的价值。安斯利发现，随着我们距离短期诱惑越来越近，我们折现未来的倾向沿着双曲线滑动；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这个缺点叫做双曲线贴现。随着你贬低未来的价值（像佛蒙特州那些只能想到未来1⼩时之内的海洛因成瘾者⼀样），你就不再在意是否宿醉到明天，不再在意余⽣都不碰酒的誓⾔。现在，与在酒吧及时⾏乐相⽐，那些未来收益显得微不⾜道。停下来喝⼀杯有什么坏处呢？
当然，对很多⼈来说，停下来喝⼀杯是没坏处的，就像有些⼈
（不是很多⼈）可以在⼀次派对上享受⼀根⾹烟、接下来⼏个⽉再不抽烟⼀样。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喝起来或⼀抽起来就控制不了⾃⼰的⼈，那么你不能把那杯酒或那根烟看做孤⽴事件。你⼀杯酒都不能喝，即使是在朋友的婚礼上，因为破例喝了第⼀杯，就会破例喝第⼆杯，⻓期下去，你是戒不了酒的。对我们的朝圣者来说，那意味着，如果急急⾛进乡村酒吧喝上⼀杯，他就会喝上⼀杯⼜⼀杯，也许就永远⾛不到圣城。所以，在⻢路带他太过靠近酒吧并扭曲他的判断以前，他需要有所防备。
最简单的策略也许是，回避酒吧。知道不远处有个酒吧后，他可以绕道⽽⾏。但是，他如何能确保⾃⼰始终如⼀地遵守那个策略呢？假设，准备绕过酒吧时，他记起来了，沿着⻢路继续朝前⾛，在下个城市，不得不经过⼀个酒馆。那家酒馆就在⼀座桥的旁边，这座桥是他⾛向圣城的必经之桥。他担⼼，明天晚上到达那个酒馆时，他会屈服于喝酒的诱惑。怀疑⾃⼰也许实现不了头脑清醒地⾛过漫漫⻓路到达圣城的梦想，朝圣者埃⾥克开始与⾃⼰讨价还价“如果⽆论如何我明天都会醉，那么现在停下来喝⼀杯⼜有什么区别呢？及时⾏乐！⼲杯！”想要今晚抵制住喝酒的诱惑，他需要相信⾃⼰明天不会屈服于喝酒的诱惑。
他需要“明线”（bright lines）的帮助，这个词语是安斯利从律师那
⾥借鉴来的。明线规则，是明确、清晰、简单的规则。越过明线时，你⼀定会注意到⾃⼰越过了明线。如果你答应⾃⼰“适量”饮酒或抽烟，那不是⼀条明线。它是⼀条模糊的边界，没有明确指出你在哪个点从“适量”变成了“过量”。边界那么模糊，⽽你的⼤脑⼜那么擅⻓忽视你的⼩错，结果，你也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越界太远。所以，你⽆法确信你总在遵守适度饮酒的规则。相反，零容忍是⼀条明线：完全戒除，任何时候都没例外。它并⾮适⽤于所有⾃我控制问题——节⾷者不可能⼀点⾷物都不吃，但是它在很多情况下⾏得通。⼀旦你承诺遵守⼀条明线规则，那么你的“现在⾃我”就会相信你的“未来⾃我”也会遵守它。如果你相信规则是神圣的——上帝定下的戒律，超能量⽴下的⼀条不容置疑的规矩——那么它会变成⼀条特别明显的明线。你更有理由期望你的“未来⾃我”尊重它，这样你的信念就变成了
⼀种⾃我控制：⼀个⾃我实现的命令。我认为我不会做，因此我不
做。
在⿊泽尔登，埃⾥克·克莱普顿突然发现了那条明线；⼉⼦去世后不久，他主持了⼀次AA集会，再次领教到它的⼒量。他与其他成员谈论12步康复法中的第3步，即“把你的意志交给超能量照顾”。他还告诉他们，他在哈塞登⼀跪下来祈求上帝，他的喝酒强迫症就⽴即消失了。他告诉他们，⾃那以后，他从未怀疑他戒酒的意志，哪怕是在他
⼉⼦去世的那⼀天。集会过后，⼀个⼥⼈找到他。
“你刚刚拿⾛我喝酒的最后⼀个借⼝，”她告诉他，“我总在⼼⾥⼀个⼩⼩的⾓落保存着那个借⼝：要是我的孩⼦发⽣什么事，我就有理由喝醉。你让我看到了，那不对。”听她这么说，克莱普顿⻢上意识到，他找到了纪念⼉⼦的最佳⽅式。不管你把他送给她的礼物叫成什么——社会⽀持、信仰上帝、相信超能量、明线，那个礼物都让她有了挽救⾃⼰的意志。
